如今，很多青年文學作品中都有一個主動離開大都市、退回小地方思考生活其他可能性的角色，袁凌的創(chuàng)作相當于將他們放在了更長的時間尺度上，催熟為中年人。
初讀《記憶之城》的感受是，袁凌終于開始寫自己了。這位以非虛構見長的作家，筆下有貧困的農(nóng)民、城市里打零工的人和受害的女孩，自我卻幾乎是透明的。托起他者的苦難不是與生俱來的能力，一個人必須把自己折疊起來，克制情感的體驗、情緒和觀念，才能充當冷靜的講述者。每當想到這些，我便為他的小說讀者遠不如非虛構的多而感到遺憾，因為相比后者，私人的創(chuàng)作可以承載更多隱秘的真相，以及他如何成為他的證明。
至于“記憶之城”，它并非地理或精神意義上的故鄉(xiāng)，而是一個短暫停留過的城市，也是他記者職業(yè)生涯開始的地方。那時候，他尚處于一個微觀的世界，有志趣相投的好友、學生時代攜手的愛人和跑街時認識的“同類”。那時候，青春的躁動能扛住所有的捶打，拉近人與人之間的心理距離，也岔開了他們的關系和命運走向。而城市天翻地覆的變化，與他們有千絲萬縷的聯(lián)系。
愛與哲學，文藝青年的生命課題
《記憶之城》的主人公姓冉。書中沒有他的全名，也沒有刻意描述他的樣貌，取而代之的是賦予了他一些都市畸零人的特質(zhì)：人到中年，漂泊無依，事業(yè)無成，踟躕不前時，在內(nèi)心的指引下，開啟了一場時隔十八年的故地重游。大學畢業(yè)那年，他為魚城有“大城市、大農(nóng)村”的生活層次感所吸引，來到當?shù)匾患覉笊绠斢浾�，順便把戶口掛靠在這里，直到這次回來辦理遷戶手續(xù)，才發(fā)現(xiàn)身份證上的地址根本不存在，一如自己在世上的位置。
這種抽離感和蕭索，是小說的底色，關乎對現(xiàn)狀的不滿與珍貴之物的失去，乃至找回的希望的渺茫。這次回來，冉記者與故友、前同事陳天見面，得知了另一位舊識小芹跳江自殺的消息。同為失意者，小芹的選擇太過決絕，以至于他不得不猜測背后另有隱情的可能性。帶著對她生命軌跡的好奇，抑或是對自我出路的追尋，他重返昔日流連的場所，與打過交道的人們一一見面。最終未尋得答案，反而牽扯出更多現(xiàn)實的困頓。
許是受職業(yè)影響，冉記者對身邊人的社會身份始終保持敏感，且有意識地與權力上位者劃清界限。與此同時，他也不失悲哀地發(fā)現(xiàn)，“人生的階梯”是無法任人上下流動的——自己和陳天站在中間，上一層有報社編委吳海子、大學教授琉璃，下一層是印刷廠女工小芹、棒棒軍鄧要發(fā)，“我們和兩邊的人都是好朋友，可是他們之間沒有聯(lián)系——他們隔了兩層階梯”。
作為連接兩邊的“介質(zhì)”，陳天是被寫在扉頁上的真正的主人公。他年長冉記者幾歲，因而在代際的交流中扮演了一個亦師亦友的角色。作為知識分子，他對哲學的癡迷讓他從文藝圈子中脫穎而出，卻無法為他在外部世界占得一席之地。作為男人，他渴望一種相互認同的親密關系，但會在對方強大之時顯出自尊的受損。心飄到云朵上，眼睛仍看向地面，是兩位男主角共同選擇的生活方式。陳天采訪在房間里堆滿骨頭的老奶奶，一心想贍養(yǎng)她、照顧她的晚年，冉記者過去暗戀小芹時，跑到車間里看她工作，數(shù)她手上的繭……這些細膩和柔軟的瞬間，打破了文學中固有的男性向視角。遺憾的是，他們的“向下兼容”沒能補償自我身份認同的缺失，不落俗套的愛和超越性的精神追求，還是墜入了價值虛空的陷阱。
相比于男人，袁凌對女性形象的刻畫偏向傳統(tǒng)。一方面，底層女性都有溫柔、勤勞、善良等美好的品質(zhì)，這大概與作家對母系族譜的啟蒙記憶有關。另一方面，知識女性與男性有智識上的對等和情感上的片刻溫存，最終卻無一例外地與他們割席，抑或被一股世俗的力量拽走，不免有些刻板化。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小絮，她把自己從西北小鎮(zhèn)連根拔起，定居美國后種了一大片屬于自己的苦麻菜，頗有娜拉出走的壯烈。而這個從來沒有表達過什么驚天動地的想法的女孩，在生發(fā)出前所未有的勇氣過后，依然歸于平和，又是比小說中的娜拉更貼近真實的存在。
故事的一半在講愛欲，另一半在講死亡。除了小芹，兩人還有一位已故的朋友，沈文明，他是在公開演說時突發(fā)腦溢血病逝的。在他留下的哲學遺稿里，寫著對死亡的另一種定義——世上大部分人都是“自殺未遂”，他們內(nèi)心的部分死去與死亡本身有同等的重量。愛與哲學，帶他們走入超越世俗的世界，卻沒有給出安身立命的辦法。那些因為投入其中而不夠社會化、失敗的種種表現(xiàn)，與其說是理想敗給現(xiàn)實的投射，不如說是對每個人都有過的純良本性的提純，以及對那些已經(jīng)死去的部分的祭奠。
盡管袁凌的小說立于都市，私以為仍然是鄉(xiāng)土文學的底子。只是傳統(tǒng)的主角會憑借知識和向上的力量走出“平凡的世界”，而無根的一代，被現(xiàn)實挫傷身體、損耗精神后，不再向上走。這可能是一種新文學的征象。如今，很多青年文學作品中都有一個主動離開大都市、退回小地方思考生活其他可能性的角色。彼時，鄉(xiāng)野已經(jīng)從土地上消失，樓宇屬于站在更上一層階梯的人，自己擁有的不過是介于兩者之間的、一個精神意義上的“城中村”。到那時，生活的可能性又該從何而來呢?
網(wǎng)紅化，是城市褪色的開始
袁凌有自己的文學觀，他的創(chuàng)作基于生存經(jīng)驗，而非想象力，因而《記憶之城》中發(fā)生的一切，都是有現(xiàn)實依據(jù)的。就故事背景而言，“魚”諧音“渝”，魚城即重慶。這座活躍在大眾視野內(nèi)的網(wǎng)紅城市，憑借時尚、年輕態(tài)的全新面貌，讓過去生活在這里的作家產(chǎn)生了情感錯位。
過去的重慶，有很多隱秘的角落。比如冉記者為了暗訪和自我消遣，經(jīng)常出入的半地下場所——歌舞廳。他常去的有三家：“食品”隱蔽，允許女性免費入場;“金樂門”離報社近，備受男記者青睞;“零點”挨著大學，多是去蹦迪和看演出的學生。這種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的舞廳文化，混雜著汗水、情欲和曖昧的關系，是市民生活的邊角料，也是一種行當和生計。而舞廳的消失，意味著一大批舞女的失業(yè)，小芹便是之一。離開印刷廠后，她找不到工作，輾轉(zhuǎn)于“來錢快”的舞池，年紀稍大后轉(zhuǎn)移去廣場，緊接著便失蹤、從江水中被打撈出來。
更顯著的變化，是用地名串聯(lián)起來的。每路過一個地方，冉記者就從腦海中翻出一張老照片，比照它們當下的樣子。長江索道票價高漲，觀光隊伍排得老長，沒有人知道這也是普通人小芹自殺的地方;洪崖洞成為拍照勝地，此前是一大片吊腳樓和洞窟，藏身過一個逃難的小地主;翠湖邊上新開發(fā)的高級樓盤，為業(yè)主打造了家庭農(nóng)場，讓他想起往日的水污染和治安問題……這些看似冷眼旁觀的反思，并非在否定城市改造的意義，而是一種提醒：舊生活可能并未消失，只是藏得更深。
在街頭游蕩時，冉記者反復想起作家虹影的小說《饑餓的女兒》。那是一個生于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重慶女孩眼中的世界，有干苦力的母親、上吊的老師、精神失常的乞丐。而他認識的很多人，簡直像是他們的轉(zhuǎn)世——過去住在地下室、吃三塊錢的飯的棒棒軍，肩膀上的竹竿還在，同時多挑了一副家庭的擔子;曾經(jīng)被冤枉入獄的男人，還活在母親的養(yǎng)老金里，等待一個翻案的可能。這些生活在城市縫隙中的人，與城市的發(fā)展格格不入，足以顛覆大眾對“網(wǎng)紅”的想象與認知。
與此同時，作家用生存經(jīng)驗書寫記憶的好處是，書中沒有任何懸浮的情節(jié)。關于現(xiàn)實感，有人才市場中不被選擇的尷尬;關于魔幻感，也有租屋被小偷拉屎示威的離奇。相比之下，很多商業(yè)電影致力于用重慶特色營造煙火氣，卻道不出人情味。如今我們提起城市文化，也總是與自然風光、建筑群、美食等物聯(lián)系起來，而非具體的人。網(wǎng)絡上流行的城市吉祥物、擬人化的城市形象，更不夠代言廣袤天地的復雜和多元。
網(wǎng)紅文化是單向度的，如果只追逐游客的腳步，失去與當?shù)厝思捌淙粘Ｉ畹倪B接，城市知名度上升將伴隨著城市性格與色彩的消退。站在經(jīng)濟角度，網(wǎng)紅城市有更好的未來，但在私人的情感上，把城市讓給游客，也是一種悲哀。書中冉記者和陳天的一段對話，值得我們思考——“魚城變了，它在順從、滿足外來的想象。”“只有順從。它順從了，所以死了。但是死了，才有活下去的可能。”
另外，小說對重慶轄區(qū)涪陵的描寫，讓人想起《江城》。時間上，它續(xù)寫了何偉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對這座中國小城的記憶，承載了相似的思想內(nèi)核。把兩者放在一起，更顯出城市角落無人問津的問題，因為哪怕是《江城》的走紅，也只帶來了作家的聲名，沒有對當?shù)睾腿巳浩鸬秸彰髯饔�。這樣看來，袁凌說自己的寫作“沒有機會”是太苛刻的，用文字照亮城市恐怕對所有寫作者都是巨大的難題，也并非只是寫作者的難題。
渡水崖/文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