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籍里的運河 | 探尋運河“原點”城市的生長密碼

編者按：

生生不息的大運河孕育了兩岸繁盛的文化，這些文化印記至今仍保存在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里。2024年是中國大運河成功申遺十周年，新華日報今起推出“古籍里的運河”專欄，從古籍的角度出發(fā)，打撈運河記憶，挖掘“運河意識”，延續(xù)運河文脈，展現(xiàn)江蘇大地上運河文化的千年滄桑，讓古籍說話，讓運河傳聲。

當歷史逐漸湮沒在逝去的時間里，古籍是最忠誠的見證者。

在大運河申遺成功十周年之際，記者來到運河原點城市揚州，揚州市圖書館的古籍文獻室中，一部部泛黃的古籍讓人回歸歷史“現(xiàn)場”：追溯2500年前吳王夫差在古邗溝挖下第一鍬的情景，從古邗溝故道7次變身“觸摸”運河的生長脈絡，從蒙塵的細節(jié)中，一窺忙碌的漕運和鹽運，挖掘揚州城的繁華過往。

運河的“原點”和“生長”

從揚州城北郊的螺絲灣橋向東直達黃金壩，長約1.45公里，有條并不寬闊的河流靜靜流淌，匯入東側的古運河，這便是中國最早的人工運河遺存——古邗溝故道，也被稱作京杭大運河真正的源頭。

春秋左傳十五卷 明萬歷四十四年(1616)吳興閔齊伋刻朱墨套印本 揚州市圖書館藏

大運河最早出現(xiàn)在古籍中是在春秋時期。揚州市圖書館館藏明萬歷四十四年孫礦批點、閔齊伋刻朱墨套印體《春秋·左傳注》記載，“哀公九年，吳城邗，溝通江淮”，公元前486年，吳王夫差子承父業(yè)，開始了北伐征程，他吸取了父親兵敗的教訓，便另辟蹊徑在長江與淮河之間挖了一條人工運河。

《邗溝故道歷代變遷圖說》(清)徐庭曾撰清光緒三十年(1904)刻本一書，曾以地圖的形式展示了邗溝故道以及歷史上的七次變遷。八幅運河圖，圖版詳實，文字簡明，還標注出了水道的變化。

揚州市圖書館館長、揚州市古籍保護中心主任朱軍介紹說，邗溝的開鑿起初出于軍事需要，后來成了歷代漕運的主要通道。從開鑿至清代光緒年間的七次大的變遷，這八幅運河圖，標注出了水道的變化，是了解邗溝歷史的重要史料，對如今大運河的保護和利用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朱軍說，《邗溝故道歷代變遷圖說》是邗溝1000多年變化的大略演示，從圖中可以看出長江岸線南移、長江與淮河間湖泊變化以及淮河等因素對運河的影響。“圖中還顯示出為了避開山陽灣而開鑿里運河，這體現(xiàn)了大運河開鑿的基本原則——開內河，防風險。”朱軍說。

選自《邗溝故道歷代變遷圖說》(清)徐庭曾撰清光緒三十年(1904)刻本

從古邗溝故道出發(fā)，大運河開始“生長”�，F(xiàn)藏揚州圖書館的清道光二十五年江西撫署刻本《揚州水道記》系清代揚州學派代表人物劉文淇所著。該書記錄了大業(yè)元年隋煬帝開通濟渠的場景：“發(fā)淮南民十余萬開邗溝，自山陽(今淮安)至揚子(今儀征)入江”，修畢當月，隋煬帝就乘坐龍舟，沿著新運河浩浩蕩蕩巡幸江都。在邗溝舊有基礎上，隋煬帝大規(guī)模整修擴大，第一次形成了南北貫通的大運河，并連接了海河、黃河、淮河、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，全長2700多千米。

揚州水道記四卷圖一卷 清道光二十五年(1845)江西撫署刻本 揚州市圖書館藏

運河的開鑿絕非一蹴而就，唐代江沙淤積，令漕運損失嚴重，據(jù)《舊唐書·齊浣傳》記載，“潤州與揚州，一江之隔，漕船過江至揚州，要繞道至瓜步沙尾，由儀征運口進出，繞道多走60里水路，船只還經(jīng)常在江中被風濤漂損。”

開元二十五年，潤州(今鎮(zhèn)江)刺史齊浣主持開鑿了伊婁河。揚州市文史學者韋明鏵說，伊婁河從瓜洲延續(xù)到古邗溝南邊的揚子津，大大縮短了江南漕船過江的距離，省去了水陸轉運和迂道之苦。從此，瓜洲從名不見經(jīng)傳的渡口迅速發(fā)展成“江北第一雄鎮(zhèn)”，每年來往漕船有數(shù)百萬只，來往商人絡繹不絕。

京杭大運河的最終改造完成在元朝，元朝著名水利工程專家郭守敬對大運河進行裁彎取直，從取道中原變直通北京，據(jù)《郭守敬傳》描述，修筑過程中自丞相以下“皆親操畚鍤”，工程竣工時，忽必烈極目望去，見積水潭上帆檣蔽日，“舳艫蔽水”，盛況空前，賜名為“通惠河”，通惠河的開通也標志著京杭大運河的最終完成。

漕運、鹽運讓揚州成為歷史網(wǎng)紅

唐代揚州商賈云集，貿(mào)易興盛，清代乾隆鼎盛時期，每年經(jīng)過揚州閘與瓜洲閘的船只近十萬艘，揚州鹽業(yè)達到頂峰。

縱覽揚州圖書館的館藏，從明代到民國，集中涌現(xiàn)出一批重要的鹽業(yè)著作，描繪揚州鹽業(yè)經(jīng)濟下的社會生態(tài)圖卷。

揚圖館藏清同治九年(1870)淮南書局刻本、方濬頤補刻《兩淮鹽法志》記敘了兩淮鹽區(qū)生產(chǎn)、銷售、轉運、課則等規(guī)章，是研究兩淮鹽政的重要資料，全面記述了乾嘉年間兩淮鹽業(yè)全盛時期的面貌，堪稱淮鹽“黃金時代”的鹽政專書。

淮揚運河雖然屢經(jīng)變動，但一直承擔著食鹽外運的重要功能。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研究院鹽城分院常務副院長陸玉芹說，清代淮鹽的行銷范圍，在明代基礎上雖有所調整，但沒有太大變化，行銷地域遍及江蘇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安徽、河南六省。據(jù)史料記載及考證，淮南淮北食鹽的行銷都與大運河密切相關。其中，邗溝支道以及揚州至儀征段是淮南食鹽外運的必經(jīng)河段。

清代鹽政紛繁復雜，尤其是兩淮地區(qū)。道光十一年(1831年)，鹽務專家陶澍首倡淮北鹽政改革，廢除總商，推行票法，尋找調整政府、納稅商人和消費民眾之間的利益“均衡點”。《淮北票鹽志略》收錄了陶澍自道光十二年至十八年間，淮北創(chuàng)行票鹽的有關奏疏、詳稟、批示、章程、條規(guī)、告示等資料，是票鹽制改革集大成的典籍，對后來的鹽務改革有指導意義。朱軍補充道，“票鹽法”改革中，政府取消了總商分設行店，令民眾可以自行購買鹽斤運往售賣。與此同時，還降低官鹽成本，簡化了辦事手續(xù)，加速了食鹽流通。

漕運鹽運在當時事關國運，故明清時期對運河的治理更為重視，關于治水防洪等內容的著作也相繼出現(xiàn)。

《河防一覽》是明朝水利專家潘季馴所撰，他在長期的治河實踐中，總結提出“蓄清刷黃、束水沖沙”的治運方略，在其問世后的300多年中，對治河方針和河工實踐一直起著指導性作用。

清代整治運河圖，選自清代劉文淇水道記

從史料上看，高郵也是重點保護與治理地域，盂城驛能夠完好保存下來，與治水之功密不可分。清代葉機著的《泄湖水入江議》圍繞高郵水患治理展開，他指出，高郵因地勢受水最先最甚，湖水入海困難，應該導之入江，再由江入海。清代大臣、水利工程專家靳輔于康熙十六年(1677)調任河道總督，他在《治河方略》中提出把黃河和運河分流，減輕高郵湖的水勢壓力。

“清代初期，黃河淮安至徐州段與運河‘并行’，黃河水勢兇險，泥沙淤積，”中國水利學會水利史與水利遺產(chǎn)專委會會員戴甫青補充道，為了避開黃河，靳輔重新開鑿新河道，經(jīng)歷數(shù)次開鑿，最終形成了從宿遷駱馬湖到淮安清口段的“中運河”，這樣“黃運分離”的格局一直保持在現(xiàn)在。

淮揚菜、瘦西湖見證揚州鼎盛

古運河奔騰不息，成就了揚州豐富多彩、綿延不絕的運河文化，首先就是園林。

漕運和鹽運返程的商船中堆滿了“壓艙石”，這些石頭運到揚州，為園林的發(fā)展打下了基礎。在乾隆年間，揚州園林達到鼎盛時期，其中，以湖上園林——瘦西湖最為著名。

清代古籍《平山堂圖志》全面介紹了全盛時期的瘦西湖，其中花大量筆墨描述五亭橋：“橋上置五亭，下列四翼，洞正側凡十有五，月滿時每洞各銜一月，金色滉漾，卓然殊觀。”韋明鏵說，五亭橋是瘦西湖的標志，造型獨特，精巧壯觀，體現(xiàn)了陰柔陽剛、南秀北雄的有機融合。《平山堂圖志》為研究瘦西湖的形成發(fā)展和清代造園藝術提供了實例資料。

運河貫通南北，中外客商在揚州云集，成就了“博采眾長”的揚州美食。在康熙乾隆時期，揚州美食步入了鼎盛階段。李斗編纂的《揚州畫舫錄》以平民視角記載了清代揚州全盛時期的風貌，從品類、場面、規(guī)模等對“滿漢席”進行了詳盡描述。“這是首次出現(xiàn)文字記載的‘滿漢席’。”朱軍補充說，目前《揚州畫舫錄》已知存世最早的是嘉慶二年刻本，收藏在揚州市圖書館。據(jù)該書記載，“滿漢席”一共有108道菜，是分5次來上菜的，要把108道菜都吃完需要三天的時間。

揚州圖書館館藏的《隨園食單》更是袁枚四十年間以美食進行社交的成果，書中詳細介紹了當時流行的三百多種菜肴飯點，其中很多為淮揚菜。在朱軍看來，《隨園食單》是融合了理論與實踐的傳世之作，書中提出了很多美食理論，比如，“味要濃厚，不可油膩;味要清鮮，不可淡薄”。崇尚“鮮淡”口味;又如，“粥飯本也，馀菜末也”，強調谷物膳食基本結構的重要性，與現(xiàn)代飲食健康原則基本一致。

揚州是運河“漂來”的城市，從經(jīng)濟到文化的發(fā)展都打上了深深的運河烙印，朱軍說，近年來，揚州市圖書館不僅深挖館藏的古籍資源，還將古籍和文化體驗相結合，通過展覽、講座、非遺體驗、走讀、研學等方式，讓大家沉浸式感受運河魅力，讓沉淀在古籍里的運河文化“活起來”。

新華日報·交匯點記者 周嫻